非遺傳承人與當代生活
近半個世紀的文化遺產保護實踐，讓我們逐漸認識到文化遺產中“物”與“人”的本質差異：前者呈現歷史，又被時間銷蝕，具體的“物”嵌入文化遺產時因其唯一性而價值顯著；后者傳播歷史，依賴時間繁衍，具體的“人”創造文化遺產時因其卓越性而影響深遠。前者由后者嵌入文化遺產，后者因前者實踐其智慧與創造力。也就是說，“物”的唯一性與歷史性，成就了物質文化遺產的功用與知識；“人”的創造性與傳承性，成就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情感與智慧。當然，“物”與“人”是文化遺產的“兩面”，“物”因“人”而精妙絕倫，“人”因“物”而聞名遐邇。“人”與“物”相得益彰，文化遺產作為一宗優秀的歷史作品得以面世傳承。在這個意義上說，國家非遺傳承人保護制度既是時代使然，也是文化遺產的內在要求。
現代化與全球化是非遺保護運動的基本語境，其主要影響在于人類居住形態的城鎮化與生產生活形態的市場化，因此，非遺的城鎮化過程與市場化保護，成為我們思考國家非遺傳承人保護制度的基本前提。
理解現代化與全球化的一個維度是文化轉型。傳統農業生活、傳統價值觀念、傳統生產模式，都在新的生產關系中發生變化，現代生產與消費，全球流通與創新，極大影響了本土文化的發展與選擇，順應市場社會、融入全球過程，成為當代文化轉型的典型特征。傳承人的生活空間與文化歷史正從鄉村轉向城鎮，這種轉向，既是空間的轉向，也是方式的轉向。歷史的遺產有一種現實的慣性進入當代生活，其前提是傳承人必須進入當代生活。看起來這是個假問題，當代的傳承人怎么還需要進入當代生活呢？仔細想來，這個問題需要嚴肅討論。
當代生活的不平衡性決定了不同群體、不同地域、不同行業的轉型狀態。整體上看，發達地區的轉型更快、更全面、更深入，落后地區的轉型相對較慢、程度較低。從傳承人的例子來說，同樣在當代的時間范疇中，一些傳承人就沒有進入當代市場生活，更沒有在全新的生產關系中將其傳承的遺產帶入當代生活。相反，部分傳承人積極參與當代市場生活，塑造自己全新的當代人身份，重新激活文化遺產的現實功能，“人”的創造性喚醒了“物”的當代價值，由此，傳承人進入當代生活，帶來了非遺的新生命。
正因為我們將傳承人與當代生活緊密地關聯起來，所以我們才發現今天的國家非遺傳承人保護制度特別重要，它不僅從基礎權益上保障了傳承人的文化遺產傳承地位，更重要的是，強調了鄉村傳承人與都市傳承人的不同價值，尤其對都市傳承人的保護予以更具探索性價值的關注。而當前鄉村振興視野下的國家戰略，既有利于文化遺產的當代傳承，也利于傳承人在鄉村振興的宏大語境下進入當代生活。
（作者單位：信陽學院文學院、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）
來源：中國社會科學網-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：孫正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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